涉及多國語言人士的訴訟已成為司空見慣的事情。國際商務糾紛、專家證詞可能需要同聲、交替?zhèn)髯g服務，還要滿足日益多語種化的美國社會的需要。
然而，不論何時，只要有人與另一個人說話，就有可能出現(xiàn)問題。還記得小時候玩的“電話”游戲嗎？這個游戲是在講同一種語言的人之間進行的，通常會產(chǎn)生一些非常可笑的句子。如果專業(yè)人士及其企業(yè)需要在法庭上跨越多種語言和文化進行溝通，情況就會變得更加復雜和嚴重。

潛在的缺陷
多語種訴訟要求使用口譯員時，較令人擔憂的問題有以下四個：
·    影響力：口譯員是訴訟中有影響力的參與者，可以默默地形成證詞。從被告、證人或?qū)＜业慕嵌葋砜矗忉屝曰卮鹜鶗鲞@樣的問題：“這些話是誰說的？是誰選擇這樣說的？”這不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律師的策略通常依賴于謹慎的措辭使用，另一種語言中可能不存在對精心構(gòu)造的短語的精確翻譯。
·    誤譯：企業(yè)法律顧問協(xié)會 (ACC) 引用了一項關于西班牙語到英語的法律解釋研究，發(fā)現(xiàn)用問題來引出一個可用的答案可能會被口譯破壞。該研究發(fā)現(xiàn)，“即使是交替?zhèn)髯g（較準確的形式），也有三分之一的部分錯誤地翻譯了主要問題。”在作證詞的情況下，引出問題的準確率下降到 55%。避免此類錯誤的一個方法是保持問題簡單明了，同時保持目標明確。
·    時間：每一個問題和答案都需要被說兩遍的時候——用源語言和翻譯——事情就會花費兩倍的時間。這種情況令人擔憂有兩個原因：1) 它會讓陪審團失去耐心；2) 法院可能在某個時候不得不評估一方需要向另一方支付的額外時間的法律費用。
·    爭議：如果對證詞或法庭解釋的準確性有爭議，費用也會增加。翻譯上的分歧增加了訴訟程序的長度和復雜性，如果不能迅速解決，就會影響證詞和法庭記錄的清晰度。
法官的自由裁量權(quán)
雖然翻譯的權(quán)利在法庭上被視為第五、第六、第十四修正案以及《民權(quán)法案》第四章所包含的內(nèi)容，它很大程度上仍由法官來決定是否有必要使用口譯員，然而法官往往是偏向吝嗇的。（在美國提起的訴訟是個例外，《法庭口譯法》要求為非英語人士提供口譯服務。）
法官較明顯的考慮是能否理解一個非英語國家的人或一個英語能力有限的人 (LEP)。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和律師之間通常會就解釋達成協(xié)議。如果原告或被告沒有提供翻譯，或者在翻譯方面有爭議，法院可以自行選擇。
更困難的情況是證人的英語水平有所提高，但卻不能完全理解英語。如果法院擔心語言問題可能在法庭上造成混亂，使法庭記錄復雜化，法官可以就是否需要提供口譯服務作出決定，以避免給予一方不公正的優(yōu)勢。
律師的選擇
在證詞環(huán)節(jié)中，尋求獲取證詞的律師將評估每名被告的英語能力。與 LEP 交談時，這是一個非常有策略的要求，不僅考慮到對證詞的忠實解釋的需要，還考慮到被告方用英語交流的能力。
無論誰代表被告，都必須同樣確定如何較好地確保其當事人的證詞得到準確的陳述。如果他們認為口譯員有出錯或偽造證詞的傾向，可以在作證期間或之后使用一名核對口譯員逐一提出異議。
如何部署檢查譯員也是一個策略調(diào)用。不斷地打斷別人、提供更正，會在過程中和文字記錄中造成混亂，這可能會讓法官在稍后的審判中感到不快。另一方面，保持沉默太久可能會被誤解為放棄反對意見，就像在主要口譯員離開證詞后提出的問題一樣。
關于審判，律師必須評估每一個非英語母語人士或 LEP 將如何較好地呈現(xiàn)給法官或陪審團?？赡苁菫榱吮磉_清楚，而需要使用口譯員，也可能是 LEP 自己表達會更有說服力，即使存在一些語言上的小問題。而且，對方有自己的考慮，包括他們更喜歡證人留下的印象。他們可能還希望法庭上有一名檢查口譯員。
一點預防
撇開妨害訴訟和故意抬高訴訟成本作為一種策略的案件不談，大多數(shù)參與者不希望訴訟成本超過所需的基本花費。預期會出現(xiàn)語言問題的情況下，較好的解決辦法是盡可能讓代表雙方的律師共同努力，預先解決問題。例如：
·    如果雙方能就一名口譯員達成一致意見，就可以避免檢查口譯員的費用。
·    雙方可以同意在任何可能的情況下使用英語證詞。
·    在某些情況下，很明顯，某些短語的意思可能是解決爭端的核心。這些文件可以在取證前收集并討論其含義。如果不可能達成協(xié)議，可以就可用的替代短語達成共識。如果沒有，雙方至少可以為以后的和解制定一項計劃。
未來的期待
隨著多語種法庭程序變得越來越普遍，法律指南可能會進一步闡明口譯在訴訟中的作用。盡管有時口譯的必要性是顯而易見的，但它很可能仍然是律師掌握的一種戰(zhàn)略工具——一種既有利又有弊的工具——也是法庭需要考慮的額外因素。